沙磊记者(沙磊)

2014年春节后，我去广州参加一个培训，恰逢我们机构的资助方正荣公益基金会一行人在广州拜访机构、开会，我也受邀旁听会议，前后大概4个基金会在交流，主要都是关于项目的。作为唯一在场的草根，听了之后感触很多，不由想起了我的公益之路，并触发对中国公益发展的思考。

救助多年，他们为何依然贫困?

2002年和2003年，我分别在云南做助学以及在上海做农民工学校老师，这是我正式进入中国NGO的时期，那时候对公益的理解还比较简单和浅显，基本停留在慈善的概念上。2005年，在那个公益人才还比较匮乏的时代，仅通过电话面试，就让我不小心“混”进了公益圈子，而且去了现在看来绝对“高大上”的国际机构——国际行动援助工作。

2005年到2010年在国际行动援助的工作经历，是我事业的一个转折点，在这个国际机构工作，让我从慈善跨入了公益。刚进入这个机构时，被行动援助这样的国际机构的理念和观点震撼。一下“吊丝”逆袭，成了有“范儿”的发展工作者。开口“参与式”，闭口“社区发展”;今天广西妇女健康小组培训，明天成都救灾培训;这边翻译完了反性侵害的资料，那边又要参加灾后重建项目……

但是做着做着，疑惑开始来了(这里要真诚感谢行动援助，在张兰英老师的带领下，形成了一种民主和批判性思考的机构文化)：行动援助选择的项目点都是国家级贫困县，通过参与式的方式做扶贫与社区发展。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，行动援助的路径，和宣明会、国际计划等做社区发展的国际组织都是一致的。这种路径并没有错，当初我对这些理念也是奉为圭臬的。

但是实际呢?比如，河北怀安的一个点，是行动援助进入工作最早的点，1998年就开始在此开展工作，但是至今怀安依然是贫困县，行动援助开展工作的村，依然还是贫困村。所有行动援助开展工作的地区都是贫困县，而5年、10年过去后，它们依然是贫困县、贫困村。

问题出在哪?参与式社区发展的理论没有问题，让农民积极行动起来，而不是被动等待接受援助和救济，这个思路肯定是对的，而且很多地方成立了妇女小组，妇女的积极性调动起来，生产力得到了解放，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，也是毋庸置疑的。但是为什么有这么好的理论，也投入了不少的资金，实践之后的项目结果也很好，这些地方依然没有摆脱贫困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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贫困不是简单的经济贫困

放眼看去，除了行动援助工作的区域，宣明会、国际计划等很多国际机构工作过的地方，也依然还是贫困地区。在行动援助培养的批判性思维，让我没有沉醉在自己喜欢的理论中，我苦苦思索这个问题并略有所获。贫困不是简单的经济贫困，简单的贫困后面是一个系统的环境问题，涉及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教育、制度乃至宗教等各种因素。

放眼全球，中国的经济与发展绝对不是靠国外的捐款或者投资就能实现的，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整个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综合产物，甚至和全球化发展以及“被诅咒的”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发展都有密切关系。中国经济的发展涉及了包括政治制度、经济制度、法治建设等各方面的综合、系统因素，需要综合手段来应对其中的挑战和问题。比如，需要国家大规模投入建设水、电、路等基础设施，比如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妇女的解放等等。我们的邻居印度虽然早就实现了民主，但是其社会文化、妇女地位、教育水平、基础设施建设等发展滞后，在脱贫方面被中国迅速追上并被甩在了后面。

再回到这些国际组织开展工作的贫困县，其共同特点之一是区域性的贫困，你在一个点服务，投入资金，很快就被稀释了，甚至连个泡都没有。又如，如果公路建设不到位，交通不便利，再怎么投入，交通成本立刻抵消项目投资带来的收益。再比如，不通电，你如何实现产业升级?产业无法升级，手工作坊怎么竞争得过高科技的大规模生产?如果基础设施不完善和便利，导致交易成本增大，你再怎么扶贫都无济于事。

说白了，这些地区的贫困因素，不是单靠国际机构的资本投入和先进理念所能解决的，只有整个地区的发展，才能带动这些贫困县的发展。而这些投入、改造和发展，如果想在短期内起效，只有国家机器才能实现。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非洲。每年投入非洲的外援为数众多，但是非洲国家依旧贫穷，以至于成了“白人的负担”，也验证了这个思考：国家发展是一个综合性的发展，除了资金投入，还有文化、制度、宗教、性别、基础设施建设等等各方面硬件软件建设的问题。

伟大是如何让更多的人都做好一点点

说到这里，有人可能会说，那这些机构在中国干什么啊?不如趁早回家。此言差矣，我们必须承认，无论如何，这些机构实实在在为农村地区做了很多事情，当地虽然不能一下脱贫，但生活仍然极大地得到改善。国际机构铺的路、建的桥、筑的池、修的房……都造福了当地的百姓，而且这些东西一直在发挥作用。

但是不限于此，更重要的是这些国际机构带来了先进理念和发展模式，对中国社区发展，乃至社会发展都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参考价值，比如一整套的项目理念、参与式方法、能力建设等，现已在中国遍地开花，成为不少本土NGO工作的主流观点和工作方式。

同样重要的是，国际组织还通过其系统而完整的体系，培养了一批具有战略眼光和专业技能的中国NGO发展人才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的杨国琼、曾担任阿拉善SEE基金会副秘书长的高天，儿童乐益会的创办人魏巍，壹基金救灾部的李弘、李健强、沙磊等，这些跻身本土机构管理层的人员，都有着国际机构的工作背景。还是举河北怀安的例子，虽然行动援助撤出了，但是行动援助当时的一个地方员工被培养出来了，他后来创办了一个叫“一墩青”的农民合作社，现在干得如火如荼。我觉得这才是行动援助最有价值的财富和工作意义所在。

2009年灾害重建结束后，我回北京述职，无意中看到北京朝阳地铁旁一个户外广告上的一句话，大概的意思是，伟大不是你一个人做得如何好，而是如何让更多的人都做好一点点。这句话一下击中了我，是啊，公益也是这样，公益不是你一个人或者一个组织做得多优秀、多棒，而是如何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做公益，这才有意义和价值。我想自己去实践和实验这个想法。

打定了这个主意，2010年，我从行动援助辞职，回到我的老家江西——中国NGO的洼区——做推动性的工作，为江西公益培养人才和组织。起初的想法是希望能把当时最火的NPI模式搬到江西去，但是发现不行，政府这关过不了，于是改成了做支持性的平台和组织。目的和宗旨很简单：对江西来说，不是我去创办一个机构在某个领域做得很出彩，而是为江西培养人和组织。

有了这样一些具有公益理念的人和组织，一个区域的公益才能活起来，才有持续发展的动力和资本。对江西来说如此，对全国公益也是如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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